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高校毕业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其就业情况一头牵着千家万户，一头牵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单位制”“包分配”逐渐被市场化的竞争机制所代替，大学生不再是昔日的“天之骄子”，在求职过程中必须面对用人单位的选拔，面临着就业日益增强的不确定性。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在结构与体制上带来了一系列新的变化。^[1]在院校分层的背景下，教育机会的不平等由数量差距转移至质量维度，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更多地集中在就业市场中相对缺乏优势的普通本科院校。^[2-5]在大学持续扩招和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大学文凭不断贬值，地方二本院校的学生在就业上逐渐失去优势，在毕业后更可能从事对专业性要求低、收入水平不高的行业。^[6] “二本”是指那些在高考中处于“本科二批”录取批次的高校，虽并非官方提法，但在民间话语中却有很大的影响力，就读或毕业于此的学生也在媒体、文学作品以及他们的自我叙述中被称为“二本学生”，其在就业中面临的学历歧视现象备受关注。^[7]有学者预测，在未来十年，四成左右的高校毕业生需要进入蓝领岗位就业，成为知识型工人、知识型农民和知识技能型商业服务人员。^[8]这一形势使得对于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呼声渐高，人们希望通过对高等院校的职能、定位及目标的进一步明确，从而对高等院校的体系作出合理的分工与调整，制定更加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机制。其中，许多地方二本院校被委以培养“扎根”地方、服务地方的新时代应用型人才与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任。

另一方面，社会对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关注点逐渐从“无业可就”转向“慢就业”“有业不就”，与就业难并存的是许多企业出现了用工荒的现象。有调查显示，2022届我国高校毕业生达1076万人，同比增加167万人，其中，自由职业（18.6%）、慢就业（15.9%）比例同比提高3个百分点。^[9]不同于“扎根”地方的定位，越来越多的地方二本院校的学子选择在间隔年中追求“上岸”，即通过考取研究生学位（简称“考研”）提升学历或通过备考事业单位编制（简称“考编”）与备考公务员考试（简称“考公”）等方式寻求社会认同^[10]，在初次失利后选择暂不就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就业难”与“用工荒”这一张力背后的教育困境。国外“间隔年”通常被视为对个人生涯的积极探索^[11]，国内间隔年成为许多青年的“备考年”，呈现出另类的内卷实践。^[12]在经济发展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体制内”相对稳定的职业保障被放大，对公职稳定且“有闲”的想象使青年更倾向于“上岸”。^{[10, 13-14]}

有批评者认为，“慢就业”造成了人才资源的浪费，背后原因是学生能力水平欠缺、职业规划迟缓、求职期望过高和家长保护过度。^[15]然而，仅从个体层面予以解释，没有将学生的行为选择放置到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进行考察，就容易忽视制度和文化背景对个体造成的限制。与此同时，对“慢就业”的污名化解读在消解学生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同时，也忽略了他们内心的真实状态。为什么越来越多地方二本院校毕业生选择“慢就业”？背后折射出哪些层面的影响因素？本文尝试通过文化资本理论的解释路径，呈现地方高校“慢就业”学生群体的生存状态与行为策略，探究这一现象的生成逻辑以及对高校教育、管理等方面的启示。

二.   理论基础：教育系统与职场中的文化资本

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文化再生产理论检视了教育系统中文化资本的角色与作用。文化资本概念既指由人们长期内化的秉性、才能构成的生存心态，也包括由合法化的制度所确认的各种头衔、学位和物化的文化遗产等。^[16]其中，惯习是行动主体的生活经验与社会历史内在化的生存心态，属于身体文化资本的范畴。^[17]布迪厄和帕斯隆（Jean Passeron）认为，文化资本具有阶层区隔的特征，不同阶层的家庭文化资本存在差异。中上阶层作为统治阶层，其惯习被转换成更具优势的文化资本，教育体制传递的文化与其原有文化相近，学校教育的筛选、考试与文凭的发放都有利于文化资本占据优势的中上阶层子女。正因如此，他们获得学业成功的可能性更大。通过文化资本这一中介，教育系统将教育对象先赋的特权与后天的成就相结合，形成了一种隐性的社会地位代际传递机制。^[18]

布迪厄和帕斯隆所做的理论贡献已成为后续研究经常援引的内容，后来的不同学者对文化资本概念进行不断运用和再理解。部分学者对职场中的“文化资本”进行了探讨，认为当前文凭及有形的知识在精英机构中有所贬值。布朗（Alfred Bourdieu）等认为，文凭证书和高绩点代表了纪律、坚韧、遵守规矩的品质，这些品质在过去的官僚主义组织中受到青睐，在当今除了获得体现按部就班升级的文凭以外，精英们需要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这些劳动市场通行的新货币，向雇主表明自己具备适应性、灵活性等在全球化经济中能够获得回报的“软”实力。^[19]这通常依附于跨学科知识背景、课外活动、行业实习等丰富的经历、荣誉符号以及关于热情、独立、有趣、自我实现的个人叙事，其核心在于对环境与人际的应对能力。里韦拉（Pierre Lévy）认为，与雇主分享相同的文化资源可大大提升就业获得成功的可能。特定的经历、荣誉与个人叙事显示了新人是否具备这种文化相似性，因而逐渐成为职业市场通行的符号资本。不容忽视的是，能够长期、深入地参与这些活动，往往不仅在于个人的爱好、志趣或能力，还在于用以提升这些能力的资本。^[20]何柔宛通过民族志研究证实了华尔街投行招聘最看重的并非金融专业背景或者技术知识，而是具备“活力、卓越和充满成就的历史，领导力和人际交往能力”，具有“全球视野的，有着良好市场悟性”的人，同样体现了“文化相似性”在精英职场的运作。^[21]本研究将从文化资本理论的视角对地方二本院校毕业生“慢就业”的深层原因进行剖析，并从中提炼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三.   研究方法和资料来源

本文主要基于珠三角地区一所地方二本院校H学院的田野研究，运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对“慢就业”现象进行深度剖析。由于H市位列珠三角第三梯队，经济发展处于珠三角城市的中等水平，与周边深圳和广州等一线城市相比，房价与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且学费也较为低廉，因此吸引了较多广东省欠发达地区以及县域以下生源地的学生报考。H学院在本科第二批次进行招生，往年平均招生分数在500分左右，与广东省本科第二批次（2A）分数线几乎持平。研究运用滚雪球的非概率抽样方法，以半结构式访谈方式分别访谈了13名“慢就业”的毕业生。多数受访毕业生签署了短期劳动合同或填写了“灵活方式就业证明表”以应付学校的就业统计，但均未签署正式劳动合同，并保留了应届生身份，其基本情况见表 1。此外，研究也对辅导员、任课教师、就业指导及与学生工作相关的老师进行访谈（表 2），进一步了解学生情况。文中的受访者均为化名。

表  1  受访毕业生基本情况

编码	性别	待业时间	学科	户籍	家庭经济来源与基本情况	待业原因
G-M-1	男	2个月	工学	广东韶关	父母务工	考编
G-F-2	女	2个月	管理学	广东梅州	父亲外出务工	考研
G-F-3	女	2个月	法学	广东河源	父亲因病在家休养，母亲务工	考公
G-M-4	男	2个月	工学	广东恩平	父亲从事建筑行业，母亲已退休	考研
G-M-5	男	1年2个月	工学	广东湛江	母亲从事医药行业，父亲是小学教师	考公
G-M-6	男	2个月	工学	广东汕尾	母亲为小学老师，父亲为公司会计	考研
G-M-7	男	2个月	历史学	广东湛江	母亲做生意，父亲已退休	考研
G-F-8	女	1年2个月	文学	广东河源	母亲已退休，父亲为供电局员工	考编
G-M-9	男	2个月	理学	广东河源	父亲为国企的行政人员，母亲从事服务业工作	考研
G-F-10	女	2个月	管理学	广东茂名	父亲在村委会工作，母亲无正式工作	考公
G-F-11	女	2个月	教育学	广东揭阳	父母在本地务工	考研
G-M-12	男	2个月	历史学	广东河源	父亲外出务工	考研
G-F-13	女	1年2个月	文学	广东汕头	父亲外出务工，母亲在镇上的工厂打工	考研

下载: 导出CSV 

| 显示表格

在整理和分析过程中，本研究对原始资料进行提炼和概念化，并与理论进行比照，以增加核心类属的密实度和整合度。研究尽量保持原有资料的言说方式，尊重受访者的“本土概念”。结果证实，样本和材料之间存在着互相补充、互相佐证的关系，信息涌现基本达到饱和程度。

表  2  受访教师基本信息

编号	所在学院学科/单位	职务
T-M-1	文学	辅导员
T-F-2	学生工作处	学生工作处处长
T-M-3	工学	专任教师
T-M-4	科研处	科研处处长
T-M-5	工学	专任教师
T-M-6	工学	辅导员
T-M-7	工学	辅导员
T-M-8	工学	辅导员
T-F-9	管理学	辅导员
T-F-10	工学	辅导员
T-M-11	理学	专任教师

下载: 导出CSV 

| 显示表格

四.   毕业生“慢就业”的行动策略与意义建构

“慢就业”是毕业生未能实现满意就业而做出的现实应对，看似是一种差异化的个体选择，但在行动背后的意义建构方面具有共性。不论是考研、还是考编、考公，都被当作重洗学历“出身”、追求地位保障与自我实现的手段，对于外部风险的感知使得这部分毕业生难以产生直接就业的勇气。

一   行动策略：反复备考，追求“上岸”

间隔年反复备考通常是“慢就业”期间的行动策略，考试类型包括考研、考编、考公，这些备考行为均被称为追求“上岸”。以考研为例，在行业普遍的学历标准下，文凭日益成为就业市场的硬通货，其价值的高低之分，影响着个体在劳动力市场的位置分配。不少学生因初次考研成绩不理想而选择再次备战。对普通学子来说，在经年累月的学校岁月中，“密集练习是提分法宝”等应试观念水滴石穿般地植入意义系统之中，对其行为进行着规训，考研答案具有一定的标准性和确定性，能够通过练习提高成绩。随着备考次数的增加，他们的应试技巧和知识体系日臻成熟，在初次失利后，他们选择暂时不工作，专心复习，以获得更大的胜算。与此同时，考研的不确定性、自我与市场的脱节也使他们倍感压力。

在家考研，得坚持学下去，就业会打断复习的连续性。我师兄跟我说，他们班很多同学考研，但那一年只考上了一个。二战的时候，一开始有一半的同学没有工作，脱产在家，压力特别大。（G-F-11，教育学）

在反复备考的群体中，不乏公务员考试与事业单位考试失利后再次备考者。与进入体制对应的是改革开放之初的“下海”，当时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缺乏足够的市场主体，进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空间，吸引着人们选择投身于此获得更大的发展自由。时至今日，当代年轻人出现了明显的体制回流现象。有研究指出，如今高校毕业生更加重视生存保障，把安全感寄托于更为权威、更为稳定的制度或者组织。从当前毕业生的选择意向来看，公务员、事业编等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向往的职业，特别是一般本科院校的毕业生，更加热衷于通过“考公”“考编”等方式，成为体制内一员。^[22]随着传统单位制整体走向式微，寻求一份体制内工作并不能保证永不失业，但与其他职业相比，体制内工作仍具有相对稳定、体面、有保障的职业特征，因此受到很多家庭和年轻人的青睐。部分父母根据自己的经验以及对社会变化的理解，认为读书的最终目标是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将“上岸”视为子女的一种孝道。

我们学生多来自普遍的家庭，以农村孩子为主，当然还是有家庭的压力，在工作上还是会求稳。想做老师，想考公务员，很现实。好多人只要能考进这个系统，或者入编当老师，即使能考上研究生也不会去。（T-M-2，教师访谈）

二   工作意义：地位保障与自我实现并重

在工作意义建构方面，受访者将“上岸”视为一种获取外在物质报酬和社会地位的手段，同时重视在工作中自我价值的实现。首先，间隔年备考的选择展现了工具性的职业追求，即为了地位保障或家庭责任而“慢下来”，以谋求更稳定的工作收入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在文凭主义盛行的社会中，反复备考的学生秉持“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展现了对于“好学生”文化脚本的维系，即认为一个人成为好学生，接受了更高层次的教育，便能较易从事更高层次的工作，获得更高质量的生活。“上岸”的意义在于个人命运的“逆袭”，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建立在对目前高等教育的获得感上，普通大学文凭对阶层晋升的作用随着大学扩招而日渐下降，这种有限的流动影响了他们对于学历与工作之间关系的认识。

我爸特别希望我考研，目前家里我是唯一的本科生，他感觉我最有希望往上读，往上走就意味着我的工资也会增长。他想要让我过得舒服一点，认为博士毕业后的工作待遇都会很好。（G-M-5，工学）

雪萍出生在粤东农村，在教育资源和家庭各种困境的压力下，村里孩子的教育机会往往十分有限。她很庆幸自己在好心人的帮助下读了大学，但也在就业竞争中感受到本科文凭的“不够用”。她的第一份实习是在学校的组织下做银行柜台人员，她并不满意实习的内容。作为实习生，他们并未接触到银行内部的核心业务，而是一些“在大堂跑来跑去的”简单操作工作。她看上的单位通常不招一般本科院校的学生，在她看来，以前走过的坑坑洼洼的路，都是因为学历不够高。她希冀通过考研改变现有处境，“再进社会应该能更顺一点”。尽管今年的考研成绩出炉，她未能如愿，但她觉得还是应该坚持下去。对她而言，现在只有考研这个目标是明确的，至于其他事情，她并没有太多具体的规划。

我从小村庄出来，第一个世界就是H市。我已经感受到和曾经很不一样的世界了，想通过考研去看外面更大的世界。我觉得“知识改变命运”很符合现在这个社会，社会对这个学历是有要求的，那就是一道门槛。如果你得到比较好的教育，不只读了大学还读了研究生，读了博士，别人过不去的门槛你过得去，你本身得到的机会就是比别人多很多。高三的时候，我一直想考的是重本，没有考上，觉得自己错过了改变命运的那一次机会。上了大学发现，我其实有第二次机会（考研）。虽然这次失败了，但还是觉得（下一次）应该好好把握。（G-F-2，管理学）

关于外在价值的表述包括“改变命运”“往上走”“求稳”等对经济报酬、职业声望的追求，表达了毕业生及其家庭对于冲破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壁垒的职业愿望。此外，选择“慢就业”的学生具有较强的主体意识，希望能够在职业中体现超越谋生的意义，实现人生价值。思源是电子工程与自动化专业的毕业生，他选择了“考编”，渴望过上一种自由而自主的生活。许多青年对体制内工作的认同是建立在与“996”“无偿加班”的劳动力市场的对比基础之上，他们认为体制内的工作是极少加班且有闲暇时间的，可以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参与社交、投入家庭。他已确定大学仅是自己的驿站，未来不会继续往本专业的方向发展。“我还是对打工很抗拒，考上编制至少可以自由一点，有时间做做自己喜欢的事。”（G-M-1，工学）部分初入职场的年轻人面对工作压力感到身心俱疲，认为缺乏“意义”。在职业选择上，除了收入之外，工作本身的“自由”逐渐成为毕业生求职的重要参考因素以及选择间隔年追求“上岸”的原因。

三   矛盾心理：奋进与焦灼并存

在“慢就业”的过程中，学生普遍表现出奋进与焦灼并存的矛盾心理。毕业生通过暂缓就业以积累学位或证书等职业通行证的行动，是主动或被动地融入“学习时代”的做法。阿尔贝·比斯塔（Albert Bourdieu）认为，“学习时代”是在人力资本发展的基础上运作的，学习逐渐成为应对时代变化的自然过程，如果不积极主动学习，就会被时代抛弃。人们通常被告知“努力学习”将实现更多切实和功利的目的，即宣称“学习”必然会导向一个绝对良性的结果，如导向高文凭、好工作、高收入的个人功利化的价值需求。相反，一个人如果不能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他/她将无法迎接生活的挑战。^[23]在“学习时代”的视域下，学生不得不考虑学习行为与结果的关联，体现了较强的向上奋进动力，同时也愈发助长强烈的焦虑心理。

现在社会竞争激烈，一定要提高竞争力，可以把你自己看成一个商品，就是如何让自己变得有价值，把简历填得很漂亮，要不就被社会淘汰了。（G-M-6，工学）

通过间隔年备考追求更好的发展路径具有不确定性，这进一步加剧了备考学生的焦虑情绪。以备考公务员为例，随着年轻人越来越青睐体制内的工作，公务员考试的难度也越来越大。数据表明，2023年“国考”有250万人通过了报名审核，其中竞争激烈的岗位招录比例接近5000:1^[24]，这意味着大部分人无法“上岸”。对于第一次“上岸”失败而“慢”下来的学生而言，在上岸之前的时光，多是“迷茫”“黑暗”的。在等待的不确定性中，部分学生产生无能为力感，甚至从积极的“慢就业”转向消极懈怠的“慢就业”。

没有上岸之前，我们就好像在大海里拼命挣扎的鱼，像一叶漂泊的孤舟，有比较迷茫、黑暗的时刻，特别渴望岸上稳定、安逸的生活，向往岸上的风光。（G-F-10，管理学）

不工作久了，很容易没有目标。睡觉睡一天，打游戏、看视频，工作暂时也没有去想。睡觉时候就觉得对家里人很内疚，内疚自己没成为自己当初（想象中的）那种人。（G-M-12，历史学）

五.   毕业生“慢就业”现象的内在成因

“慢就业”现象的背后，往往是不愿“将就”的求职心态，这一现象同时体现了普通本科文凭及其所代表的专业知识在求职市场中作为一种文化资本的“失灵”。在就业形势日渐严峻的背景下，部分高校毕业生难以将大学文凭及技能、惯习在职场中有效“兑现”，因而选择暂缓就业，继续备考。

一   “二本”文凭：制度性文化资本的失效

获得本科学位意味着获得了制度化的文化资本，被中国绝大多数家庭视为向上流动的必要投资。但在现实情境中，普通本科院校的学生通常在毕业后不能直接获得高收入和稳定工作，不符合传统意义上的“成功”定义。从错位的观点分析，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着供求数量与供求结构不匹配的问题，导致部分毕业生所掌握的知识并不足以支撑他们实现有效而充分的就业，不得不进入“慢就业”轨道。

首先，从数量上看，高校的持续扩招导致人才市场供大于求，就业市场对毕业生需求的增长速度落后于毕业生规模化增长的速度。随着毕业生数量的不断增加，市场对劳动者的学历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一本、二本、三本已经成为根植于社会舆论中的标签，高考录取中的不同批次逐渐成为身份概念。在固有的教育观念中，以应试教育为核心的等级性教育阶梯已经成型。地方本科院校的学生在就业上逐渐失去优势，高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逐渐下降，作为“积极投资”的效应正在逐渐减弱，反而表现为一种“防御性消费”。^[25]因此，这种金字塔形成的等级结构，吸引着学子们追求更高的学历，以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应对就业竞争，或用本科文凭换取一张公务员考试的“准考证”，同名校学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完成一场相对公平的比赛。

每年毕业竞争都很激烈，很多学校培养的学生其实就是同一类学生，这些学生自己又没其他想法，就往同一赛场上挤。像我们这种二本学生在面对双一流（大学生），要么就在相对比较公平的考场跟人竞争，比如考公（公务员），在其他方面就只能捡别人吃剩的。（G-M-7，历史学）

其次，学校定位的偏差使部分专业脱离当地社会的客观需要，与其他本科院校的发展趋同，导致学生培养的“同质化”，使得供需结构性矛盾加剧。当前社会各行各业大量需要的是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且具备较强实践能力的技能型、实务型人才，而部分毕业生在知识结构和能力水平上都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矛盾，这使得市场需求较大的职业出现缺口，学生却不得不转而进入竞争更为激烈的“考研”“考公”的赛道上，试图由此获得新的身份。成为“考研预备校”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学校的就业压力，学校通过大力鼓励考研，使其自身成为“文凭序列”中的一个级别，失去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应有意义，也使得学生群体对于“上岸”和逃离普通就业市场有了更大的热望。

以H学院为例，自扩招以来，在资源配置指挥棒的作用下，出于获取更好发展资源和行政绩效的考虑，学校扩大了教学和培养成本较低且生源较为充足的文、法、经、管类专业招生计划，通过招生收取学费以及获得生均教育拨款，以缓解生源和经费紧张。然而，由于当地的支柱型产业主要为石化能源新材料、信息科技、生命科技三大产业集群，另有服装等主导产业，大量扩招的文科类专业^①并不能与当地支柱性产业融合，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人才培养的结构性浪费。高校培养特色的缺失使得文凭及其代表的专业知识加剧贬值，学生在走向社会后在自我认同方面成了没有“区分度”的任人挑选的劳动者。

①   在通常意义上，文科一般指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称。在国务院委员会颁布的学科目录中，文科包括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七大学科门类。

我们一开始对这个专业的认知就是“万金油”，觉得肯定能找到工作。但后来发现上的课讲得比较浅，又没有着重去学习其中一些应用性比较强的内容，感觉没学到东西。最焦虑的事情就是我们没有一技之长，很早就知道自己会去什么岗位了，又觉得岗位前途不大，做的事情高中毕业也能做。大家多是各找出路，感觉自己越来越不值钱。（G-F-10，管理学）

学校一味追求大和全，蛋糕做大但不精。高校系统的评价标准比较单一，大家都按统一的标准去做，学校同质化很严重，结果是各高校同一专业没有什么区分度，培养差不多的人，没有体现出他们的特点。同样一个岗位，竞争的人数是很大的。大家都挤一条路，路也被挤死了。（T-M-4，教师访谈）

二   “按部就班”：身体性文化资本的缺失

家庭作为社会化的重要场域，在反复备考群体惯习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缺乏条件或缺乏意识，家庭往往未能帮助子女形成在求职场域中为人所看重的惯习，使得大学毕业生难以迅速匹配理想岗位的需求。例如，在填报志愿环节中，大部分农村受访者表示，因指导资源匮乏，他们较难详细了解关于可选专业内容、就业前景以及相关行业的发展趋势，盲目选择专业。同时，由于对所学专业少有真实的了解与积极探索的动机，使得学生本人对“自我”的体认以“上大学”为界限，缺乏对“后高考”阶段乃至长远人生发展的具体规划^[26]，这种惯习与需要展现出主动性和责任感的求职场域存在不契合的情况。

我们专业很多人是调剂过来的，并不喜欢这个，念书时都不知道要干吗，很迷茫。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不确定自己是考研还是找工作，找工作又觉得找不到什么好工作。（G-M-6，工学）

高中就是为了考一个学校，自己对专业也不了解。现在看来选择这个专业，并没有发挥我个人的长处，让我走了很多弯路。（G-F-8，文学）

大学以及外部社会的变化对个体的自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学生在高中阶段经历封闭管理形成了按部就班的行为惯习，与大学及职场文化存在不契合之处。我国当前的高考制度，决定了高考以前的教育形式很大程度上围绕成绩展开。但相对于基础教育阶段，无论是大学教育的目标和内容，还是职场社会的考察内容都更加综合化与多元化。一旦脱离了相似的机构环境和评价体系，同样的文化表达如“勤奋苦读”等也许就难以构成“文化资本”。^[27]在就业准备过程中，只有少部分受访者提及自己对未来职业或岗位进行过考虑，并结合自身兴趣、专业以及意向岗位所需知识技能进行分析，大部分受访者用“按部就班”形容自己的学习经历与求职准备。“按部就班”指按照学校规定的步骤，接受学业活动与求职活动的相关安排，而非主动结合现实需要有针对性地积累自己所需的资本。他们虽有听从组织安排步步上升的自觉，而在学校中尚未掌握文化资本和多维资本的转换能力^[28]，通常会在参加部门活动、师生交流，乃至就业探索时产生迷茫和不自如的感受。现实社会中不同场域间的“游戏规则”各异，如果大学生在校期间没有借助实习等渠道尽早接触社会文化，就容易因校园和社会文化间惯习的断裂而感到无所适从。

中学老师通常会告诉你，学习学好了就行，不用管其他。所以我以为大学也是按部就班的，把学习学好就会步步递进。事实上，没有自己的爱好，来了大学就明显感觉到不知道要干嘛，尤其是刚来的时候，需要参加一些部门活动，会感到很茫然。（G-M-9，理学）

大学毕业，在父母的眼里就应该去挣钱、去升迁，很少有家庭会预留出时间让孩子去发展或思索。我们这种二本院校就没有提供与社会接触的足够机会，经过大学四年，学生还是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一般会听从父母或师长的建议。我们学院90%的老师都认为要考编或考研是最好的，比其他工作更容易进入正常的轨道。他们很少再提供第三条路给我们，学生也觉得除了这两条路之外就没有别路可走，哪怕去走别的路也是为了最终回到这条正轨上。（G-M-7，历史学）

英国社会学家史密斯（Mark Smith）和韦伯斯特（Emily Webster）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产阶级职业所需的机会货币已悄然发生了变化。除了人力资本的积累，雇主更关注全球化视野、信息敏感度以及待人处事的灵活性，学习者需要用技能、经历和“人脉”来丰富自己的履历，成为持续建构身份、探索生活风格的成长者。^[29]获取成功的重要标识不再是文凭，而变为在学校日常生活和课外生活中各类可认证的行为。这样的认证层层累加，形成以获取难度层次为区分标准的“金字塔”型阶梯，个人需要拾级而上，层层攀登。学生通过符号的象征意义确立自身和身份间的关联，从而建构新的身份。这些经历和由经历累积的见识在大学与职场上造成人们之间的机会差距，看似卸下了家庭背景的包袱，却往往是家庭系统投资的结果。有研究指出，中国城市家庭文化投资策略更重视在正式或非正式机构环境中为个体带来竞争优势的文化品位、实践技能而非高雅文化。^[30]对于农家学子而言，他们往往会因过于“按部就班”而错失主动权，没有结合自身兴趣和意向单位所需技能进行分析，没有较早对未来职业进行初步探索并主动积累相关知识和经验，缺乏试错的勇气，进而影响其后续的求职与职业社会化过程。

三   “期望偏差”：就业观念的迟滞

大学毕业生作为就业主体，其就业观念的转变滞后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变化，也是造成“慢就业”的重要原因。家庭的殷殷期盼与改变命运的强烈内驱力促成了不愿“低就”、不愿“将就”的择业态度。

当前我国社会仍然存在着城乡二元化加剧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跳出龙门”作为农村青年及其家庭对学校功能的最大期待有其合理性。在过去，大学毕业生的身份等同于国家干部，属于社会精英，考上一所好大学意味着前途无量。在当下，“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梦想”这一观念深入人心，绝大部分中国家庭，特别是乡镇与农村家庭，通过争取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实现城市化，是现有制度为其留出的有限且安全的通道，通过教育实现阶层跃升仍然是难以动摇的教育期待。教育承诺给予未来的“生活形式”，在许多考生眼里，更贴近于现代都市中产阶层的风格与要求。然而，由于求职者数量的增加，供求矛盾加剧，劳动力市场竞争愈发激烈，招聘方对于求职者的资本量普遍做出了更高的要求。部分毕业生的心态被传统择业观和城市消费观所束缚，有较高的社会身份预期，面对将要从事的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作，产生极大的心理落差。

有个孩子确实能力各方面都比较强，但是他一直都在选一些热门的岗位，比如说深圳海关这种。反而是有些同学报了偏远一些地方政府的岗位都考上了，但是他自己就不愿意将就。（T-F-9，教师访谈）

起码工资要有盈余，让我去玩一玩，去看看电影，去买买衣服什么的，在生活之余还可以有一定的色彩，如果只是吃饱就可以了，生活的意义在哪里呢？（G-F-11，教育学）

有研究指出，中产阶层强调“自由”的文化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与强调“规训”的职场文化不相契合。^[31]事实上，这种文化观念不只出现在中产阶层子女身上，也出现在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下阶层大学毕业生群体身上。进入大学的农家子弟在与新的文化情境互动过程中，他们的文化心理在一定程度上被新的文化场域所建构，参照群体也转向城市主体。他们看重首次就业的工作质量，认为工作的目的并非局限于“生存”，而应创造更多的发展可能性，提供更多人生选择。例如，受访者普遍认为，他们作为“大学生”，拿到了较高的文凭，应该进入以脑力劳动为主的职业阶层，并在不同程度拥有对劳动过程的直接控制权。中低端的工作“上一些培训机构就可以直接去了，不必读大学”（G-M-1）。然而，随着管理日趋专业化，企业愈发成为理性化的科层制组织，工作与人难以产生内在联结，对就业岗位的期待未能使他们建立对现有工作世界中规范与秩序的内在认同。在经历大四实习后，部分学生感到难以通过工作达到自我实现，职场中简单枯燥的工作内容与他们对工作价值、意义和创新的追求并不契合，“甘愿”延缓就业。

毕业一进公司我们主要是做非常基础的工作，比如录数据。数据背后的原理才涉及一些专业知识，但是自己的操作内容完全没有，招一个中专生培训一两天也能够上手。他们还要没收手机，电脑还不是联网的，不能够上班“摸鱼”，非常枯燥。（G-M-9，理学）

实习的强度跟平时在学校里面的学习强度完全是两回事的，（实习）或者是体力很累，或者是体力脑力都很累，他们一下子就接受不了。他们不想这么快地接触到真正工作的强度，觉得自己还是学生。（T-M-6，教师访谈）

六.   总结与讨论：“慢就业”的引导策略

本文的研究对象为地方二本院校的毕业生，从大学到职场，“慢就业”的背后是学子们暂时无法实现梦想的无奈之举。尽管有研究指出，一流高校毕业生进入体制内就业的意愿也在不断提升，家庭期待、自我预期和社会文化氛围等共同促成了两类群体的共同选择。但不同的是，一流高校毕业生具备相对更充足的文化资本，部分毕业生可以“更为积极地结合个人性格、能力与知识水平主动走向工作岗位”^[10]。与之相对，地方二本院校的毕业生在间隔年追求“上岸”的举措更倾向于是一种避免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的无奈选择。由于普通大学文凭的“敲门砖”遭遇贬值，且部分学科专业设置未能精准把握服务区域的人才需求，导致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之间存在“学用分离”的结构性冲突，加之家庭背景、社交网络等不平等因素的交叉影响，造成了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多重困境。

“慢就业”不能简单被理解为个体的消极逃避，相当多的备考者洞察到本科文凭不再能给他们未来生活提供坚实的保障，在初次碰壁后通过保留应届生身份，自主寻求不同的途径，以获得对抗风险的能力。但需要指出，这种“自救”方式呈现出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慢”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受访者就业目标与规划的滞后性，即未能在更早的阶段如大一、大二期间思考可能的行业，针对岗位提前做出有效的准备。其次，在多元化的职场中，部分大学生有模糊梦想，但缺乏具象的职业策略，在慢下来的间隔年中，也依旧顺应了“按部就班”惯习，在求职策略上较为单一，更注重清晰可见的“硬通货”如文凭。最后，“慢就业”对于个人而言，并不意味着明确的未来。在今天，“上岸”不代表生活工作的一劳永逸，它需要投入更大的成本。当前文凭已经不仅仅是用于区分“有”或“无”文化资本的依据，而是移位于“多”与“少”及“高”与“低”等差别上，在其中获得有利地位，需要家庭更多的资源支持，还需要个人付出更大的时间、金钱、精力等代价。反复备考也加剧了学历的进一步贬值和社会上的教育投资过度，“考编”“考公”需要考生花费大量时间学习与专业不直接相关的知识，并且考试技能与进入私营部门所需知识并不匹配，考生技能提升的路径也可能因此断裂，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政策提升与保护，容易陷入社会脱节的困境以及更加不平等的经济地位。“慢就业”群体的增加，也反映了社会的结构性失位：教育生产出大量具有高身份预期的人群，在进入社会后却不得不成为普通的劳动者。^[32]在经历教育理念的不断提高以及向上受阻的体验后，他们往往停留在一种向上无希望、向下不甘心的状态中。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针对“慢就业”可能造成的风险，本文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   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提高就业整体质量

当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多层次分割，例如城乡差异、体制内和体制外的差异、行业分割等，并且这些分割还将持续。我国当前劳动力市场由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两部分构成，两类市场在工作环境、薪酬待遇、社会保障、发展机遇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前者对求职者的综合素质、毕业学校的声誉度要求较高，对人才的市场吸纳力有限。

“慢就业”现象日渐凸显已证明，工作世界的异化所引发的焦虑已经蔓延到大学生群体之中。来自不利家庭背景的学生从二本院校毕业后通常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未能显著地改善其社会地位，教育投入超过了教育回报，这使得“自愿失业”的学生人数逐渐增多。他们在父母的高期待下成长，希望尽快将自身价值“变现”，回馈并满足家庭，而职业道路却难以满足他们的这种期待。因此，有更多学生转而追求就业市场中体现自身能力的“信号”如文凭证书，出现炫耀性教育消费和过度教育的现象。

因此，减少这一现象及其带来的不利影响，必须改变当前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制度性分割，消除某些不合理制度。第一，扩大正规部门的就业吸纳能力，增加就业机会，降低劳动力的流动成本。第二，规范管理非正规部门，提高工作待遇，改善就业环境，使其能够吸引更多毕业生前来就业。第三，目前我国大中城市与小城镇、农村地区发展差距过大是当前大中城市对毕业生更具就业吸引力的根本原因，对此应加大鼓励力度，为大学生到西部地区或者农村地区就业提供更多优惠政策。最后，保持产业转型升级与劳动技能升级的协同，摆脱低技能的发展样态，使劳动者得以获得劳动的整体图景和长久的职业发展，获得劳动的自主性和成就感，从而塑造更满意的地位感知。

二   优化大学毕业生供给结构，增加就业针对性

有效解决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慢”“就业难”的问题，就必须改变当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之间不匹配的现状，实现高等教育与经济结构的动态平衡和良性互动。这要求我国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更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从而使高校人才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

首先，从国家顶层设计来看，要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的高等院校分类格局，逐步实现从分层管理到分类管理的改革，制定差异化的评价和资源分配方式，在政策、资源上加大对地方应用型院校建设的扶持力度，为高等院校明确合理定位、分类发展提供引导，使其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打造自己的特色。

其次，学校需要坚持“校地融合”，学科专业设置与当地的优势产业、新兴产业紧密结合，着眼于满足当地用人单位对毕业生职业素养以及职业发展等方面的基本要求，使学生与优质实习资源之间建立更深度地接触，为其“扎根”地方创造优质条件。地方应用型院校在学科专业设置方面应向高技术蓝领职业、高技术商业服务业扩展，推动高等教育与应用专业的对接，拓展高等教育的就业空间。

三   提升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形成合理的就业观念

大学毕业生的综合素质是提升就业竞争力的关键。高校应积极鼓励第一代大学生在入学后积累人力资本、政治资本、社会资本等多维资本，支持第一代大学生在完成课堂学习的同时，积极入党，考取专业资格证书，参与科研、创业大赛及各类综合实践活动，充分培养学生自尊自信的社会情感，掌握与人沟通合作的能力，让学生更好地认识自己、了解自己，树立职业理想。

大学毕业生能否实现有效就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就业观念。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应鼓励孩子走出优绩主义竞争，重新调整价值感和意义感，回到平实的生活之中，真正在社会生活中得以安身立命。大学毕业生要积极通过多渠道了解就业市场，正确把握社会发展与就业形势，转变传统就业观念，根据自己的能力水平，树立合宜的就业目标，为社会作出贡献的同时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自我主体性与社会角色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