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历来是中央关心、群众关切、社会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以“双减”为代表的减负政策在过去三十多年里频繁出台，取得的成效是显著的。但是，当前从家长、教师、学生到隐形变异的校外培训机构，各种精细规划校外辅导、超前超纲超速教学、压缩挤占休息时间、反复大量集中刷题等加重学生课业负担的行为仍不在少数，从根本上扭转家校社加重课业负担的“鸡娃”行为任重道远。让人疑惑的是，为什么我国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在历史上总是不同程度地反复出现？甚至减了又增、名减实增、校减家增、内减外增、增了又增，进而成为基础教育难以根治的顽瘴痼疾？甚至不少家长、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校长教师和隐形变异培训机构成了“偏激的大多数”，进而让过重课业负担越来越向生命早期的儿童发展阶段前移？

既往文献从微观的作业管理机制、学生角色外溢到宏观的政策工具、优质资源均衡、过度资本化和社会流动等方面展开了分析^[1-3]，对理解过重课业负担的形成和治理提供了很好启示，但是还缺乏深入地、整体链条式地揭示社会—教育的压力传导机制。教育从来都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教育问题深受社会系统的制约。因此，探讨教育领域中的老大难问题，必须从社会—教育的生成链条加以思考，这正是本文的目标。

一.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加重的社会—教育传导机制

一   个体向上流动的竞争越来越依赖于学校教育获得

教育增进个人收益、教育对个体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SES）向上流动的基础性作用被许多理论和实践所证实。由于学校教育普及水平的提高，非学校化教育很难单独支撑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动，而且随着教育普及的学段层级越来越高，个人实现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动所需要的学校教育时间越来越长，社会对学校教育的重视程度在加剧而不是在减缓。

任何国家和地区必然存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分层。因为一个社会不同人群必然在经济资源、政治资源、文化资源占有上存在差异，从而形成社会经济地位差别的客观事实。^[4]这种差异与分化无需有意设计，只要社会存在便会自然形成。无论是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还是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差异也将长期存在，不可能被完全消灭并走向绝对扁平化。因为每个人的天资禀赋、努力程度、环境支持和发展机会存在差异，在追求向上发展而非以共同贫穷为荣的条件下，家庭资本的差异及其自我强化也会进一步累积并催化子代之间的差异。所以，埋怨社会中的社会经济地位分化，或妄图在一个社会中消灭地位差异是徒劳的。反过来说，如果不同人群的社会经济地位金字塔被压得绝对扁平，个人的劳动创造总是被公共汲取或被平均分配，那么社会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工作活力就会严重受挫。

当然，承认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放任其自由变化。国家除了通过税收等方式调节收入差距、缩小阶层差异之外，另外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给中下层充足的向上流动机会，也就是让他们看到自己有机会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此，必须承认并鼓励社会竞争，保持社会不断向上向前的发展活力。反过来说，如果一个社会存在着明显的地位固化，一个人的社会身份、职业身份和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世袭的方式获得或在闭环中再生产，那么长期下去不同人群就会出现尖锐的利益对立，社会就可能撕裂，稳定就会遭到破坏，甚至导致社会运动和革命事件的发生。所以，保持着充分的社会流动，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参与到向上流动的竞争中，正是社会活力的重要体现。可以说，不管在哪个国家，不管这个国家人口有多少，这样的社会竞争应该允许其永远存在。否则，这个国家必将缺乏活力而逐步走向没落。

改革开放前后，个体实现社会经济地位向上流动的方式是多样化的。除了通过学校教育而进入更高一级的学段外，多数工人子弟可以通过合规的“子女顶替”或“内招”方式继承父辈在国营工厂中的职位^[5]，有的工农兵学员可以通过基层推荐进入大学读书^[6]，有的通过招干或参军进入行政机关或军队系统，有的通过做生意变成“万元户”，还有的通过拜师学艺成为当地技术能手……总之，个体实现社会经济地位提升的方式是多样化的，正规学校教育的作用有限。但是，技术升级或产业转型对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相应的教育普及水平必须从初等教育上移到中等教育再到高等教育，而这些几乎都需要正规的学校教育来完成。与之相对应，随着我国选人用人制度的改革，从党政机关、军队、事业单位到国有企业，几乎都实现了公开考试招聘入职。参加入职考试的前提是，应考者必须有文凭信号作为“敲门砖”或者有相应的知识积累。即便通过做生意实现向上流动，技术迭代也需要创业者具备更多的知识储备和文化基础。总之，一个人要实现社会经济地位的向上流动，越来越需要接受更长时间的正规的学校教育，兰德尔· 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描绘的“文凭社会”在我国成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无论是选人用人上的招考改革，还是教育普及程度和规模的提高，都体现了我国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巨大进步，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为什么这种进步反而加重了群体性的教育焦虑？可能是因为这种进步直接提高了社会向上流动竞争的教育门槛，像过去仅有初等中等文化就可以参军或进厂，甚至没有文化水平都能有“卖茶叶蛋胜过搞原子弹”的收入，或者借助“关系”担任公职人员，这种情况基本不可能出现了。这就压缩了过去人们实现向上流动的不依赖教育或少依赖教育的多样化通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过度的教育竞争并非社会经济地位固化带来的。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国家实行了更加公平的基于教育或知识文化的向上流动和社会竞争，才让人充分看到了教育成层（educational stratification）的重要作用。这个趋势如果继续演化，其结果就是个人实现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不仅越来越依赖教育获得，而且会依赖更长时段、更为优质的教育获得，从而必然会向前向后拉长社会对优质教育资源的争夺。

二   劳动力市场分割映射使竞争越来越集中于普通学校教育中的优质资源

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s Theory）认为，劳动力市场并非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纯粹均衡的、同质的市场，而是会因制度性因素或结构性因素而区隔。最典型的二元分割理论（Dual Theory）就认为存在主次两类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不仅劳动报酬高、福利待遇好，而且工作稳定、工作条件优越，还有更多的培训教育机会，容易晋升。次要劳动力市场则相反。需要注意的是，相似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在不同市场中得不到相同的劳动报酬。而且主要劳动力市场存在进入壁垒，次要劳动力市场声誉欠佳，因此两个劳动力市场彼此很难通过相互流动来缩小劳动报酬差异。研究表明，劳动力市场分割是个全球性现象，无论在美国、英国还是中国，都不同程度存在这种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7, 8]}当然，导致分割的因素或划分分割的标准有差异。以我国为例，我国因户籍制度所带来的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一直激励着“农村娃”通过接受教育跳出农门，进入城市这一主要劳动力市场。即便在城市，也存在城镇居民劳动力市场和外来务工劳动力市场的区隔。我国因“编制”而形成的劳动力市场体制性分割，以党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或协会以及大量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为核心构成了体制内的主要劳动力市场，使大量毕业生慨叹“宇宙的尽头是编制”。此外，基于行业、职业、区域等也可形成主次劳动力市场，从而引发人们对劳动力市场分割多样性的关注。

如果劳动力市场依据教育水平进行层级分割还尚可理解，因为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教育水平与收入相关。但是，在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其二元分割及其所映射的普职教育之间形成了封闭的莫比乌斯环。一方面，优质就业单位为了减少人事成本，比较依赖文凭信号的筛选作用。比如，在有“编制”的主要劳动力市场，高职生、中职生考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基本没有报名资格，哪怕是在基层的技能岗位。“互联网大厂”等优质就业单位则基本到“双一流”等普通高等学校中开展校招。有的企业职普学生工作条件和晋升机会差异十分明显。另一方面，教育系统也形成了适应二元分割劳动力市场的育人格局。无论在制度安排还是现实实践中，普通教育几乎集中了国家和地区的所有优质资源。比如，在高中阶段，八九十年代还有中专中师作为优质教育资源，而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现在，只要人们一提及各地的优质高中，无论是北上广的大学附中，还是重庆的“一三八”、天津的“市五所”、成都的“四七九”，毫无疑问都是普通中学。在招生安排上，中等职业学校总是去兜底揽接普通高中选剩的学生。高等教育阶段职普分层则更为明显，高等职业院校学制绝大多数只有三年，只有学历没有学位授予权力。在招生顺序中，他们同样被制度性地安排在最后。在出口上，职业学校学生想要升本读研就要接受普通学校的考核标准，而且名额少、通道窄。多年来，政策对职业院校的这种制度性定位、社会对职业院校的这种认知没有改变。在这种状况下，学校教育的竞争通道不得不进一步窄化到普通学校教育。所以，尽管国家多年来在职业教育上投入了很多经费，在招生方式上做了多样化探索，也扩充了职业教育入学机会，但机会越是扩展大家越是充满“分流焦虑”或“落选焦虑”。因为每个家庭都理性地看到了优秀学生的选择、优质教育资源的集聚和其对应的未来就业市场的差异。职业教育这个竞争赛道不管路有多宽，都不是他们的优先选项。

既然大家集中在普通学校教育赛道竞争，那么扩充这一赛道的优质资源、把赛道加宽实现其优质均衡能否解决问题呢？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思考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在普通中小学优质教育资源大幅扩充、中高考录取比例和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大幅提高的背景下，为什么这种竞争现象没有缓解反而让人感觉越来越严重？经历过俗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时代的60到80后，那时的优质教育资源极其匮乏，但大家只是在中学毕业年级有较重的课业负担，其他年级不仅保持正常节奏，更没有将超前学习向生命早期前移，让幼儿和小学阶段学生就承受课业之重。第二，为什么越是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汇聚的地区（如北京海淀区、重庆沙坪坝区、广州天河区等），越是那些被人们称作优质教育资源的重点校示范校，其学生的课业负担反而更严重？是否优质教育资源的扩大反而激化了对有限优秀生源的争夺？第三，同一体系内的优质教育资源能实现均衡吗？资源既然定义为优质，那么它一定是稀缺的。一般来说，原来的优质资源一旦均衡以后，自然又会在其中凸显出新的更好的优质资源。就是说，当优质教育资源池得到扩充被稀释之后，除了资源本身会分层外，社会也会对资源进行重新评价进而去优中选优，所形成的“剧场效应”丝毫不会减弱对更加优质教育资源的竞争。本文并不反对扩充优质资源，但需要考虑如何定义优质资源，如何使优质资源分布多样化而非同质化。

三   社会公平诉求使普通学校教育的选拔标准越来越单一

没有哪个教育者会相信，几张考试卷子的成绩能够反映一个学生的全部知识和能力，能够作为一个人能否升入更高一级学校的唯一评价依据。因此，从改革开放之初恢复中高考制度以来，我国就逐渐尝试采取多样化的方式选拔人才。各种加分制度、特长生制度、自主招生制度、保送制度以及基于中高考的综合评价录取模式等，就是在稳住中高考这一主流选才制度的基础上，希望开辟多样化选才的改革尝试，目的就是使人才选拔能够更加全面、科学。但是，多样化选才方式要么被人质疑可能存在制度上的不平等，要么因“人情关系”的侵蚀而失败。

以过去大学自主招生为例。自主招生赋予了高水平大学相应的综合素质面试考核权力，开辟了一条多样化选才的新渠道。但自主招生被人诟病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考试内容和考试形式对“寒门子弟”不利。当人才选拔集中于考核领导力、志愿活动、口才表达、问题探究能力、逻辑分析能力以及课外拓展性知识时，来自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子女因为家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约束，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这样的选才方式比例过大，低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子女向上流动的渠道就可能被制度性阻隔。当前一些新型研究型大学探索的高考加综合素质评价测试，让人同样质疑的问题在于能力面试以及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对弱势家庭子女是否公平。除非国家使用反区隔性制度，去对冲因家庭资本带来的不利影响，给弱势家庭子女专门的向上流动渠道。但如果这种选拔方式规模过大，也会引起中上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的担忧。当然，每种选拔方式都很难做到绝对公平，但是否可能造成群体性的、制度性的选拔区隔，这是全面推行某种选拔方式必须深入考量的问题。

更何况，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关系社会”。费孝通指出了中国社会的“差序格局”，中国人际关系像一块石头在水面上形成的波纹，人们以自己为中心，人与人之间的亲疏关系就顺着水波推展开去，越推越远越推越薄，从而形成了人际交往的圈子。^[9]人们会采用不同的标准来对待和自己关系不同的人。孙隆基指出，中国人的世界是一种人情化的世界，中国人会按照是否是“自己人”的逻辑，按照“亲疏有别”“内外有别”的层次去做人。^[10]“人情法则不仅是一种用来规范社会交易的准则，也是个体在稳定及结构性的社会环境中用来争取可用性资源的一种社会机制。”“讲求人情法则的社会，必然是个关系取向的社会。”^[11]可以说，“搞关系”“走后门”给人才选拔的公平公正性带来巨大挑战，它不停地侵蚀着综合、灵活的选才方式，倒逼着教育人才的选拔越来越依赖并窄化于可测知识的笔试。例如，如果有的选拔需要论文等研究成果，那么家长替孩子出成果或者利用资源赋予孩子研究成果的情况就很难避免。^[12]我国中高考取消多项考试加分项目，甚至对各类可能成为加分项的竞赛、保送等进行严加管制，就是看到了加分赛道不仅给学生带来了负担，而且存在着“灰色操作空间”。

可以说，人们对公平的追求始终是悬在人才选拔方式上的一把利剑，始终牵动着社会最为敏感的神经。每一次多样化选拔方式的尝试是很有益的，但也都冒着巨大的社会风险和难以预计的社会后果。所以，回过头来看，只有基于标准答案的书本知识的笔试——这一经典形式——才是最公平、公开、公正的，而且操作和管理起来又最简单，最容易规避风险。于是，从各种升学考试到获取职业资格再到考公考编，建基于书本的可测知识的笔试就成了拦住各种“搞关系”“走后门”的刚性门槛，成为社会充分认可并屡试不爽的人才选拔“万金油”方式。因此，无论中高考或研究生入学考试如何改革，是改考试时间、改科目组合、改考试内容，还是改计分方式，稳如磐石不能改的就是对有标准答案的所学书本知识的纸笔考试，这几乎成了政府、学校和家长笃信的“王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我国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形成，主要在于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越来越依赖学校教育的获得，而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的映射将学校教育里的竞争又局限于普通学校教育单一体系内的优质资源，社会公平诉求又将这种竞争简单化为书本上的可测知识笔试成绩排名，路越走越窄，赛道越来越拥挤，竞争越来越白热化，导致家长和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的压力增大，大家分别从校外和校内为学生加码，课业负担自然会越来越重（见下图）。当然，课业负担过重也与社会比较或圈群传播、媒体广告渲染的焦虑氛围以及资本介入有关，我们也把它们作为一种社会因素，它们催化并放大了家长焦虑。当然，也有人责备教育行政部门、校长或教师以及家长的非理性认知或素养参差不齐。^[13]但是，这些起催化作用的因素不是终极因，而且鉴于前人文献有所分析，因而本文不做专门论述。总而言之，是社会—教育传导链条中的结构性问题造成了家校社的共同认知，从而导致大家不得不成为“偏激的大多数”。

图  1  中小学生课业负担加重的社会—教育传导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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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于社会—教育传导机制的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治理路径

从历史来看，我国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并非今天才存在，而且由于社会系统与教育系统互相胶着，负担加重的惯性巨大以致积重难返。更何况教育人才选拔问题牵涉社会敏感的神经，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社会舆论，而且尝试其他考试选拔形式还需要解决许多技术难题。因此，试图彻底扭转或消解这个问题是徒劳的，缓解中小学生过重课业负担不是一场歼灭战、速决战，需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可以从持续强化课业负担治理、明确价值导向、教育多样化体系构建以及推动社会用人机制转型等方面进行。

一   以“双减”为重点从供需两侧深化过重课业负担的治理

尽管过重课业负担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因素，但是从供需两侧以“双减”为重点的减负举措在短期来看仍有重大意义。目前，校内作业负担在小学低段减得比较明显，小学中高段和中学阶段则不尽如人意，各项负担“涛声依旧”。音乐、美术、体育、劳动教育和小学科学等课程被语数外抢占，拖堂占用休息机会的情况较为常见。小学高段主要是为应对小升初选拔或初中学习适应，家长通过校外培训加给孩子的奥数、英语或超前学习初中课程的负担。中学生的负担主要来自学校。可以说，学校给学生布置的家庭书面作业完成时间远远超过“双减”要求。笔者随机调研某城市初一年级学生仅开学首月周末作业：数学作业是两张A3试卷共74道计算题、练习册两个单元21道练习题；语文作业是抄写练习册1—7课共120个字词、千字表100个词语、撰写1篇作文；英语作业是画出第一单元思维导图、总结冠词用法及例句、复习第一单元；美术作业是素材收集；地理作业是地球模型描画。整个书面作业完成时间快的学生也不会少于5个小时，该月学生至少已做过10套试卷！学期内各种周考、单元考等“定时练习”十分频繁，还有月预备考、月考、期中期末预备考及正式考。可见题海战术依然是老师们不变的法宝，“做题家”依然是老师们的培养目标。要在短期内扭转中学的升学绩效主义十分困难，但当前特别要防止作业“大水漫灌”、防止教师过度挤压课休时间和其他非考课程时间的极端做法。

在校外培训方面，25家从事中小学教育培训的上市公司基本退出了学科类培训，有的省市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已经压减到两位数，过去铺天盖地的培训广告和招牌几乎销声匿迹。有必要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在前期去规模化、去低龄化、去过度化培训的治理基础上，持续深化规范和压减成果。首先，要继续从法律、教育和技术三方面治理现有自媒体中的基础教育教辅类产品广告。^[14]其次，要全面取消面向0—6岁儿童的学科培训项目。其实，大多数面向0—6岁儿童的胎教班、新思维班、记忆术、左右脑开发班、机器人编程、学前班等等，几乎打着脑科学、神经科学等噱头忽悠家长，对孩子的成长有害少益。再次，要消减隐形变异培训生成的需求侧因素，比如规范幼小和小初衔接学期教学内容安排，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和按照教材要求安排教学进度，化解家长不必要的学业适应担忧和早培冲动。要持续规范幼升小和小升初招生，抑制违规考试引致的奥数培训需求，真正落实义务教育指标到校、摇号派位、公民同招政策，坚决遏制公民办中小学提前掐尖招生、签约招生，防止招生过程中生源恶性竞争。要建设儿童友好型城市和社区，确保家庭在假期普惠享受儿童设施，消除假期电子产品“带娃”的焦虑。

二   以终为始坚持基础教育奠基个体长期可持续学习的价值导向

担心不输在“起跑线上”继而过早“内卷”并加重课业负担往往会预先透支孩子的学习精力。因为在低龄阶段，少年儿童的身心脆弱，不能理解这种努力的社会意义，长时间在别人定义下、约束下的高压学习，更容易在后续阶段出现学习懈怠，也更容易累积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以我们对大学生的观察，与“玩命的中小学”不同，进入大学后一些同学学习动力大幅减退，开始“躺平”，保持持续学习热情的学生堪称凤毛麟角。高校给予大学生相对较多的空闲和选择空间，目的是让他们多方面尝试从而找到自己人生的志趣，但不想选择、不会选择的“空心化”现象，以及空闲时间打游戏、玩手机、追剧逛街、谈恋爱等现象并不少见。到了就读研究生的阶段，同学们仍然陷入从老师那里寻求标准答案的惯性，缺乏对于个人、自然和社会的好奇心和想象力，问不出像样的、有意思的科学问题。^{[15, 16]}基础教育要做扎实是肯定的，但在教育普及率达到世界中高收入国家水平的条件下，我们需要根据教育强国建设的要求重新定位“基础”的指向。

从个体学习生涯的长程角度看，在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超过60%的背景下，上大学只会越来越容易。如果一个人在大学里真正找到专业志趣，此时加倍努力并不算晚，也更合适。因为这时个体发育成熟，身心能承受一定压力，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的基础。而且大学丰富的知识选择、知识与就业市场的接轨又容易与其专业志趣、未来职业性向匹配，从而激发学习者内在学习动机并在某个领域做到“专精特新”，也能为未来职业发展奠定良好基础。因此，无论是家长、教育行政部门，还是基础教育不同学段的学校，都需要坚持保护和促进个体长期可持续学习的价值导向，避免短期功利化、阶段功利化、精致功利化对中小学生学习兴趣和学习韧性的过早、过度破坏。教育规律其实很简单、朴实和本真。人的成长是长周期的，个人每天拥有的时间都是一样的，一旦时间、精力的蛋糕被极致化的知识学习切割，过度地在这一领域拼时间、拼精力、拼健康，那他自然就必须承受其他领域不发展、少发展或破坏性发展甚至是反向扭曲发展的代价。

三   以多样性为目标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和人才选拔方式的结构性改革

我国现存教育体系适应过去模仿追赶型经济对快出人才、多出人才的效率需求^[17]，而且适应大一统的教育行政体系，管理方便、成本低。但是，常识告诉我们，人是多样化的，社会对人的需求也是多样化的。同质化、单一性的培养体系必然导致竞争的极化、扭曲、变异。这样一种竞争格局，也很难当作是未来教育强国的理想特征。高等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龙头，但是我国高等教育金字塔体系被制度规范得相当同质化，导致塔底院校一味希望通过更名、升格、扩容向塔尖迈进。否则，它们在经费拨付、项目申请、招生安排、资源补给、声誉认同甚至学校名称上都被制度性排斥。客观地说，我国需要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但是也需要一流的本科学院、应用技术大学、职业技术大学和民办大学。在教育强国评价中，高技能人才占比恰恰是我国最大的短板。^[18]高中教育多样化已是我国多年前就提出的战略，但步履维艰，甚至有的中职学校反而转向了高考目标，更别谈艺术高中、文法高中、科技高中、女子高中、综合高中等多类型高中的建立了。义务教育的多样化探索近年来也有所退步。2014年我国台湾省公布“实验教育三法”，探索中小学有弹性的多元办学形态，在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社会的新学习力方面产生了良好影响。^[19]未来需要对不同类型学校予以不同政策支持，引导它们聚焦主责主业、专精特长优势，从而形成多序列、多类型的“金字塔”。

最重要的是，要在确保公平诚信条件下，以多样化为目标推进考试方式改革。当前单一测试体系很难抑制群体性地聚焦书本考试的冲动。一些类似衡水中学的极化学业竞争、极化测试行为、压缩休息时间的改革往往在升学考试中取得佳绩^[20]，从而得到家长或同行“用脚投票”式的推崇。相反，类似北大附中王铮校长等拓展素质成长的改革只好灰溜溜退场。^[21]当前，需要根据人才多样化成长要求，开展不同形式和科目的多样化考试。在保持艺术高考、体育单招等不同形式和科目考试的基础上，开设多科类的技术技能高考，使拥有某项技术技能特长的学生也能在具备基本文化素质下考入优质普通高校。同时，打通各类高中学生向上攻读本科、研究生的通道，真正建立起人才成长的立交桥。当然，选拔方式多样化的同时必须加强选拔制度和技术的完善，防止人情关系对公平的侵蚀。

总之，通过多样化、结构性调整实现不同赛道都有优质教育资源、都有人才选拔方式的成长立交桥。尽管社会竞争无法消除，家庭的培训需求也不会绝迹，但家庭会根据不同赛道的要求、根据孩子的个性去选择参培其擅长、喜欢的内容，而不是单一地在书本知识的赛道上去反复“刷题”、去成为一个“做题家”，从而在教育领域真正形成各尽其才、各展其能，形成一种“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局面。

四   以人职匹配或岗能匹配为中心推进主要劳动力市场选人用人机制改革

从更长期和广阔的背景看，要从劳动力市场和社会经济地位竞争机制的改变倒逼教育竞争机制改变。尽管教育是个体竞争的基础，但应该坚持人职匹配、岗能匹配的基本原则选人用人，而不是依靠学历、名校这样的标签。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大型国有企事业单位等主要劳动力市场在招聘人员时应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其选拔录取资格不应以学生就读高校是否为“双一流”、是否在某个大学排行榜上靠前、是不是重点学科等为基本标准，也不应以是否具备博士、硕士研究生学历为统一限制条件。应当根据实际岗位需要设定准入资格，有些岗位可以允许职业技术本科生、高职专科生甚至中职生报考。地方在制定人才称号、人才项目政策时，应当为长期扎根技术技能一线的非遗传承人、能工巧匠、高级技师等提供机会，培养和形塑一批高技能领军人才。这些在中央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有要求，但是落实效果不佳。比如，某地区2023年教育事业单位招聘条件中列出，应聘人员须具备以下其中一个毕业条件才可报名：中国“世界一流建设学科”毕业、全国第四或五轮学科评估为B+以上学科毕业、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师范类毕业、全球四大排名（QS、THE、ARWU、U.S.News）前200位境外高校毕业，获国家奖学金或省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表彰的或普通高校表彰的优秀毕业生。^[22]还有的地方直接提出“985高校毕业生”的单招政策。^{[23, 24]}这种招聘条件特别注重名校标签，对其他高校学生则看重综合能力，而且只招“普通高校”学生，把绝大多数地方高校的毕业生排除在外。

目前，从教育行政部门到人社行政部门仍存在学历迷恋、名校情结这样的不恰当人才观，扭转体制内这一主要劳动力市场的选人用人机制任重道远。与此同时，还要大力发掘和宣传各行各业中非名校、非高学历奠基但同样收入可观、工作稳定、持续成长的社会精英。事实上，这些人在我们身边广泛存在。要让广大家庭看到，即使没有名校光环、没有高学历加持，每个人只要在自己喜欢和擅长的赛道奋斗，人生同样有出彩的机会，同样有精彩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