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理念。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的认识误区，超越了现代化依附论、文明冲突论的传统思想，以自立自强、自主发展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1]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理性化、主体化、民族化、特色化”的典型特征。^[2]深入理解教育现代化何以是“中国式”和中国教育何以“现代化”等问题，需要“平衡我国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的关系”。^[3]

作为教育现代化发展的显性符号标识，我国现行“94式”学位服发轫于对西方学位服制度的模仿与借鉴，受限于改革开放前期的时代氛围和经济条件，在学位服如何体现“中国式现代化”问题方面考量不足，在材质和纹饰等方面也存在较大局限。经过三十年的试用和许多高校的自行探索，我国在学位服饰文化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现行学位服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不仅非常必要，而且具有了比较充足的条件。与西方古代浓郁的贵族化、宗教化社会治理传统相比，中华民族有着悠久辉煌的、以儒家“学优则仕”和“教化为先”理念为核心的崇文重教社会治理传统，由此形成独具特色的人才培养和选拔制度，以及彰显士人身份的服饰文化。现代化的中国式学位服一方面需要彰显“中国式”，另一方面需要体现“现代化”。这意味着“中国式”不能是一味“复古”，“现代化”不能是一味“学洋”，意味着“现代化的中国式学位服”必须立足中国学位服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自身发展的历史脉络(包括古代士人服饰和科举服饰文化传统)中探寻符合时代精神的发展方向。

新世纪以来，社会上关于中国式学位服的讨论日益激烈，为我国学位服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如何开展“中国化”探索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思想基础。2022年清华大学彭林教授拒穿学位服合影的访谈视频，将学位服中国化的网络讨论推到新的高潮。但从在中国知网的检索结果来看，关于中国式学位服的学理分析很少。以“学位服”为标题检索并进行数据清洗，截至2024年4月1日，中国知网仅有23篇与学位服中国化相关的中文文献，其大多数作者为艺术学院或服装设计学院学者，聚焦于具体的设计之“术”而非基本理论之“道”。兰州商学院“中外学位服考究与中国现行学位服式样研究”课题是目前看到的较早关于这一问题的专门理论性研究项目，2007年至2008年共发表3篇理论性论文。有趣的是这同一课题组的3篇论文在学位服要不要“中国化”问题上的观点，竟然是相互对立的^①，这是当时学位服中国化问题意见分歧的突出反映。2022年9月，《高教发展与评估》策划刊出关于学位服的研究专题，不仅对英、日等国学位服发展问题做了经验介绍，而且分析了民国学位服的发展历史，指出现代中国学位服应该继承和发扬古代服饰文化的优良传统，尤其要“突出学位服的教化功能”^[4]，从“身份认同、仪式设计、学术精神等方面进行探讨，使之成为塑造大学精神共同体的符号象征之一”^[5]。这些研究为中国式学位服发展做了初步探讨。本文将对中国古代士人服和现代学位服的发展史进行系统梳理，为中国式学位服的研究提供较为系统的历史视角。

① 参见兰州商学院“中外学位服考究与中国现行学位服式样研究”课题组成果，包括：刘公望的《对中国现行学位服的质疑与反思》，马国清的《华服威仪——中国学位服的创制理念》，姜洋、李琼合作的《中国现行学位服当以不变应万变》。

一.   崇文重教：我国古代士人服制的历史演变

一   明代以前我国的士人服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学校制度和与之相应的服饰制度。西周时期学校分为“国学”“乡学”和“遂学”，国学包括“小学”和“大学”。“大学”招收王子、嫡子、众妃的长子和其他公、侯等贵族的嫡长子等，入学年龄一般是20岁。^[6]《礼记·学记》中说，“大学始教，皮弁祭菜, 示敬道也”，就是在描述当时“大学”中释蔡礼(有些类似今天的开学典礼)上，师生戴着皮弁(一种用白鹿皮制作的如合掌形状尖顶帽)的情形。皮弁加上玄端(玄端上衣下裳，衣、裳分离)，为士人礼服。常服则戴玄冠，着“深衣”。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礼记正义》)，也称“青衿”。《诗经》毛传释“青衿”为：“青领也。学子之所服。”

汉代画像砖《成都西汉文翁石室授经讲学图》中，讲学者与两名似助教身份者，以及倾听的众学子，服装基本一样，都是身着“宽博儒服，头戴前部高耸的梁冠”^[7]32。梁冠也叫进贤冠。据《后汉书·舆服志》记载，进贤冠为“文儒者之服”，“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两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学弟子，皆一梁”。到了隋唐，进贤冠成为“文武朝参、三老五更之服”，士人的首服(帽冠)则为幞头、席帽和毡帽。士人服“去冠”化，也是“去官化”，与“官”的身份进一步区分，这可能与隋唐时期士族力量的减小有关。幞头也叫“四脚”，就是裹头的巾上有四个带子，两条用来系结固定，两条用做装饰。巾下有衬垫，称为“巾子”。按《中华古今注》“巾子”条：“隋大业十年，礼官上疏裹头者，宜裹巾子。与桐木为之，内外皆漆，在外及庶人常服。”可见，幞头的样式，已被纳入了国家制度。但是与汉朝的帻一样，纵观整个隋唐时期，幞头也是上至天子下至百姓，无论贵贱均可穿戴，并非士人所专用，只是在材质和幞头高度、两脚长度、硬度等细节上有所区别，而且样式一直处于变化中。在着衣方面，据《新唐书·卷十四·车服》，唐太宗时，中书令马周建议给衫袍下加横襕，以符合衣裳相连的古制，同时襕、衫有别，在打破一色深衣单调性的同时，也体现了“天尊地卑”的社会等级观念。太尉长孙无忌又建议，在襕的颜色方面，可以根据官员品级分为绯、紫、绿等色，而无官者为白色。衫下加襕，或者缺骻(开衩)，成为唐代区别士、庶的关键，士人服的身份特征开始凸显。襕、衫结合，是唐代士人服对北朝“胡风”和三代古制的一种融合，而非一味复古，且变交领为圆领，变大袖为窄袖，改上衣下裳、腰间相连为膝盖之下相连，取消深衣领、袖、襟等处繁琐的修饰^[8]，体现了对北朝服饰文化的继承和对少数民族服饰特色的吸纳，是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新唐书·卷十四·车服》还规定了特定场合学子的着装规范：“黑介帻者，国官视品、府佐谒府、国子大学四门生俊士参见之服也。”

隋唐虽有科举制，但参加科举者不必都要先经过官学的学习。晚唐以前，未做官的士人，即使是新科进士，也都着白色襕衫，称之为“白麻衣”。白衣襕衫在社会上深受尊崇：“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唐摭言·卷一·散序进士》)晚唐战乱频仍，白麻衣因类似丧服被认为晦气，遂被改为黑色。宋代士人以皂色服装为常服，正装依然是白色襕衫。可见，唐宋士人的襕衫，是既别于庶人又别于官员的身份标识。士人内部，与汉代一样，仍然无基于学术等级的冠服制度。

元代不重视科举，儒生社会地位很低，并无服饰方面的专门规定。《元史· 舆服志》：“学士帽，制如唐巾，两角如匙头下垂。巾，制如幞头，而撱其角，两角上曲作云头。”这里的“学士帽”是宫廷仪卫人员的首服式样之一，而非士子服制。

综上所述，宋代及其以前我国的士人服，主要作用在于将“士”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职业地位凸显出来，侧重士人群体的“内外之别”，凸显社会对士人阶层的尊崇和强化士人阶层自身的身份认同，而不注重区分士人内部的学术身份等级。作为知识阶层的身份标识，这一时期的士人服与现代各国学位服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元代士人地位较低，服饰文化传统受到削弱。

二   明清时期我国的士人服和科举服

明太祖朱元璋起于布衣，取天下后着力恢复“华夏衣冠”，洪武元年即下诏“复衣冠如唐制”，要求“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四带巾”即唐代之幞头。洪武三年，他又令士人戴“四方平定巾”。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又因“士子巾服，无异吏胥，宜甄别之”，令工部制定士子服饰，并且亲自过问和试穿，“凡三易乃定”，最后确定生员服为襕衫，“用玉色布绢为之，宽袖皂缘，皂绦软巾垂带”，监生服与生员服相同(《明史·舆服志》)。

明仁宗洪熙年间，“帝问衣蓝者何人，左右以监生对。帝曰：‘著青衣较好。’乃易青圆领”(《明史·舆服志》)。清代王夫之《识小录》中说举人与生员都是学生，因此“服色不应有殊”，但在乡试发榜的时候，按例会“给青袍易蓝”，是一种破格的殊荣，入国子监后仍然“服监衫而不袍”。这里显见青袍高于蓝衫，但是《明史·选举志》又有“附生降为青衣”的记载，表明青衣是生员所穿服装。上述文献中生员和监生的常服究竟是青色还是蓝色？读来让人颇难辨析。这或许是因为古代汉语中“青”字表意含混，一般有蓝、绿、黑三种可能，具体含义今人往往很难分辨。这里可以清楚的是，举人(入监则为监生)与生员(俗称秀才)的常服是一样的，这是继承了先秦以来士人服的惯例，但是举人发榜之日可以穿官府配发的另一颜色的服装，这与当代我国学位服主要用于毕业典礼有些相似，至于始于何时，有待考证。

进士服的产生时间，则是确切的。洪武四年(1371年)三月殿试，朱元璋赐第一名伯宗“朝服冠”，授礼部员外郎。这里的朝服应该就是礼部员外郎的官服，且其他进士未得赐服，所以这时还没有专门的进士服。洪武十八年(1385年)殿试后传制唱名，即宣布进士名单时，则是“举人皆给帽、笏、大带、青罗袍、皂缘襈，服之以朝”(《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二》)。这是已知关于进士服产生时间的确切记载。《明会典·卷六十一》还对进士服的样式做了明确规定。与举人礼服只短暂用于发榜之后一样，进士服也只在传胪日和拜谒孔庙等场合穿戴，过后就交国子监收回。其中状元服为头戴二梁朝冠，穿绯罗圆领朝服，由皇帝御前颁赐，并在上表谢恩之日穿戴。清代对举人和进士服作了更详尽的规定，在冠、袍、带的式样和饰品方面，体现出更加鲜明的等级性：“会试中式贡士朝冠，顶镂花金座，上衔金三枝九叶。吉服冠顶用素金。状元金顶，上衔水晶。授职后，各视其品。举人公服冠，顶镂花银座，上衔金雀。公服袍，青绸蓝缘。披领如袍式。公服带，制如文八品朝带。吉服冠，顶与监生同。”(《清史稿·舆服志》)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科举服开始从一般士人服中独立出来，作为科举及第的典礼服，发挥了在士人群体内部区分等级的作用，与现代各国学位服的功能更为接近。

三   士人服、科举服与西方学位服的异同

现代学位制度和学位服发端于西方。“学位服在英文中有两个对应的词，即degree gown和academical dress，前者指博士服、硕士服、学士服、准学士服(大专毕业生服)等；后者不仅囊括了以上几种服装，也包括大学中一些管理人员的制服，如校长服、学位主席服、学监服等。”^[7]4由此可见，学位服的基本含义是体现高校学术成就等级的服装，有时候专指在特定场合特别是毕业典礼中穿戴的服装。我国古代的士人服(包括科举服)与西方学位服既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一定的差异。

1   士人服、科举服与西方学位服的相似之处

首先，与西方学位服一样，我国古代士人服和科举服具有很强的身份标识性。一是秀才、举人、进士等科名，与现代学位的学士、硕士、博士对应，体现出等级性；二是科名与学位一样，仅代表任职资格而非职位；三是古人皓首考取科名与当代人高龄参加高考或读博，都说明科举科名与当代学位一样，也是学术身份的象征。^[9]更重要的是，与西方学位服一样，我国古代士人服和科举服具有重要的文化导向性。西方学位服有助于形成社会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我国古代士人服和科举服则既是崇文重教思想的体现，又以符号化的形式推动了社会崇文重教观念的发展。在细节方面，中国古代士人服包括科举服，与西方现代学位服一样都是袍服，显得庄重严肃。另外，中国古代科举时，考官也着公服，与现代毕业论文答辩和毕业典礼中的导师服、校长服制度有些类似。

2   士人服、科举服与西方学位服的不同之处

首先，与西方学位服相比，我国古代士人服和科举服有着更为悠久的文化传承。西方学位服是从12世纪大学师生的教士袍服演化而来的，我国的士人服则形成于先秦时期，经历了3000多年的历史发展。如果将学位服狭义理解为用于毕业典礼的礼服，我国士人服的出现仍然早于西方学位服。明朝洪武十八年，即公元1385年，专门的进士礼服就已被制度化。西方学位服由“校服”演变为专门的毕业“礼服”的时间已不可考，但推测起来，最多与明朝进士服产生时间相当，也许更晚，且其由各校自行为之，无法与中国古代科举盛大的国家“抡才大典”相比。其次，与西方学位服相比，我国士人服和科举服蕴含着更为丰富的教育文化意蕴。西方学位服中普遍采用的四方形平顶帽，寓意书本。中国古代的士人服和科举服与之相比更加重视服饰文化的象征意义，处处蕴含着古代中国人独特的思想观念。如襕衫上下相连寓意天地和合；上用正色，下用间色(《礼记·玉藻》)，寓意天地有别；上下各用布6幅，共12幅，以应一年12个月(《礼记·深衣》)。这些都体现了我国古人“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明代科举服饰中，朱元璋更加重视其象征意义，亲自审定推行四方平定巾、一统河山巾、六合一统帽等，寄托了对国家统一、天下太平的希望。

二.   西学东渐：20世纪我国现代学位服的曲折发展

一   民国时期学位服的初步探索

中国近代方帽长袍学位服的出现，最早与西方教会来华兴办教会有关。鸦片战争以后，大批留学生从国外留学归来，也把西方的学位制度和学位服文化带回了中国。1904年清政府颁布《各学堂奖励章程》，规定根据学堂等级、专业类型和考核等次授予大学堂、高等学堂毕业生以“同进士出身”或举人身份^[10]，并直接授予相应的官职，传统科举制度开始向现代学位制度转型。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特定教育纲要》，明确“学位除国立大学毕业，应按照所习学科给予学士、硕士、技士各字样外，另行组织博士会，作为审授博士学位之机关，由部定博士会及审授学位章程暂行试办”^[11]。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学位授予法》，“结束了近代中国无专门学位法的历史，也标志着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制度的定型”^[12]。

民国时期读书人在民族心理上，从早期的“排满”逐渐发展为“中式化”，表现在服饰文化上，就是逐渐在清朝的长袍马褂、对襟服装等传统上形成与西装相对的中式服装观念。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学生制服规程》，规定大学男生帽为正方形，与我国现行学位帽相似；上装为对襟中山装样式，裤装与现在流行裤子样式差不多。高小以上学校女生服装样式都是一样的，衣包括长袍和短衫两种，都富有中国特色，裙为褶裥式。除男女生服饰体现中式理念外，还规定学生服的衣料必须全用国货。^[13]另据当时教育部第619号文对铁道部咨文的答复，学生毕业举行典礼时的礼服，即为平时制服。可见民国时期政府并无专门作为毕业典礼学位服的统一规定。现在网上流传的关于1930年北平燕京大学和1947年北平辅仁大学“交领右衽”学位服^[14]，是当时学位服中国化的积极探索。然而从孔夫子旧书网、淘宝网上拍卖的许多民国老照片中的博士服照片来看，当时大多数高校的学位服，还是比较西方化的，并无所谓中式特色。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政府虽有学生日常制服方面的统一规定，但未对作为毕业典礼专用制服(即学位服)的要求，而是由各高校自行探索，因此呈现出中式和西式两种风格并存的样态。

二   “94式”国家学位服标准的制订

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各方面原因，长期没有学位服制方面的建设。1983年5月，新中国首批17位博士^①和一些硕士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学位授予仪式。因为在要不要采用西式学位服这一点上存在观念分歧，国家向这批博士发放了200元钱，由他们自己决定穿戴什么服饰。根据网络检索到的合影照片和《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来看，当时这17名参加合影的博士除王建磐着西装外，其余人都是“蓝、黑、白的军便装和中山装”^[15]。随着对外交流的不断发展，许多知识分子从国外学成归来，西方学位制度不断被更多人了解，置办学位服饰问题逐渐受到重视。1994年5月，国家学位办印发了《关于推荐使用学位服的通知》(学位办〔1994〕22号)，对博士和硕士学位服的形制、颜色作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其推荐款式主要由北京服装学院设计。这套学位服诞生于改革开放十余年后的思想日益开放时期，整体设计上体现了对世界潮流的适应，同时考虑到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学校及学生的经济负担能力，未采用传统龙、凤、牡丹花等图案，但也在细节上体现出民族特色，如流苏的造型酷似中国传统的灯笼穗，学位袍前胸纽扣采用民族传统的如意扣，袖口处绣或印有长城图案线，垂布采用织有中华民族特色牡丹花纹的织锦缎制作。《关于推荐使用学位服的通知》同时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可以在学位服上添加本单位标志，垂布衬里颜色也可以自己选择，而且是否使用这套学位服，也可以由各高校“根据实事求是和自愿原则”^[15]自行决定。这就在强调学位服制度国家统一性的同时，给予高校很大的自主权，为后来一些高校探索更加具有民族气息、现代理念和学校特色的学位服留下了制度空间。

① 首批毕业博士为18人，其中一人当时因在国外，故未参加学位授予仪式。

综上所述，从20世纪初引入西方学位制度到1994年出台第一个国家学位服标准，时间跨度接近100年。“94式”学位服在改革开放的思想氛围中诞生，体现了开放性与民族性、一体性与多样性的统一，但限于当时经济条件和对民族文化特色的认识水平，对“现代化的中国式学位服”的思考和探索还是存在诸多不足，学位服样式所体现的中国化特色还不够突出。

三.   文化自觉：新世纪“中国式学位服”思潮的理性审视

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综合国力不断提高，民族文化自信程度不断增强，这些变化在服饰文化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01年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上海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身穿“中式唐装”，激发了全国人民对中式服装的热爱。2003年11月23日，郑州电力系统普通工人王乐天身着汉服上街，成为新世纪国内“汉服运动”的起点。此后汉服运动逐渐向高校发展并蔓延到学位服领域。

一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式学位服”思潮及其实践探索

2006年天汉网、百度汉服贴吧等推出《“中国式学位服”服饰倡议及设计方案》，掀开学位服中国化的新潮流。2007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刘明华建议学生改穿汉服系列中国式学位服，向世界传递“一个民族传统的标志”，而反对者则认为现代学位服要侧重体现“现代教育精神”^[16]。2007年5月至7月，北京大学举行了中华学位服设计大赛，进一步引发了关于学位服应否“中国化”的讨论。2009年，浙江理工大学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25位学生穿上自制汉服学士服拍毕业合照。2011年，在南京大学哲学系首期国学班毕业典礼和二期班开学典礼上，来自各领域的企业精英和政府管理者身着汉服，引起全国热议。2013年，中国美术学院采用自行设计的学位服——黑麻衫，三角冠，独具特色，但传统文化气息并不突出。2016年起中央美术学院推出系列自主设计学位服，2020届毕业生设计了独具特色的具有中国风的学位服，材质以丝绸质感为主，中式百褶袍服，明四方平定巾式帽冠。其“云肩”的设计，有传统文化之名，但却被一些网友吐槽为满满的“哈利·波特风”。2021年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推出自主设计的学位服，将袍身主色由传统的黑色改为了清华校色紫色，袖口长城图案改为清华标志性建筑二校门，垂布饰边的牡丹花图案改为清华校花——紫荆花和丁香花，并增加了佩戴纪念徽章的设计，以盘金刺绣工艺呈现校徽。此外，广西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湖北美术学院等高校都推出了自行设计的学位服。这些美术类院校作为美术教育与研究机构，其中国化学位服设计是将科研、教学与学生学习生涯实践相结合的有益探索，其设计理念在彰显民族传统文化元素的同时，也能注意对国际学位服流行样式的借鉴。上述高校学位服设计风格可以称之为“元素派”，中国人民大学、海南大学设计的“中国化”学位服，也可以归为这一类型。

江苏师范大学自主设计的学位服则在“汉服化”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可以称之为“汉服派”或“复古派”。该校传统风格的毕业典礼始于2012年，十余年来学位授予仪式上一直坚持奏汉乐、着汉服、行汉礼。从2019年开始，河北美术学院也启用汉服式毕业礼服。这两所高校学位服的反对者认为其缺乏时代感，而且因形似戏服，以及现代男性不蓄胡须，穿戴传统汉服容易引起人们对“太监服”的联想。

综观这一阶段部分高校的学位服自主探索，主要体现为“元素派”和“复古派”两种倾向。其中“元素派”的部分设计仍显过于西化，而“复古派”的学位服引起的争议最多。无论如何，近二十年来我国部分高校在学位服设计方面的积极探索，都为制订新的全国统一的现代化的中国式学位服制度，积累了丰富经验。

二   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视野下“中国式学位服”的应然取向

由上可见，从“中国式现代化”理念出发审视“中国式学位服”思潮，需要充分认识到“中国式”与“现代化”的辩证统一。“中国式”强调了中国学位服文化的源远流长及发展的历史根脉，而“现代化”则强调了中国学位服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开放和包容心态。现代化的中国式学位服的发展需要基于中华民族文化自信，在借鉴国外学位服制经验的同时，更要彰显中华民族悠久的崇文重教传统和现代中华民族文明理念。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与“突出的和平性”，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需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17]这既是对中华文明发展历史的高度总结，又指出了中华现代文明发展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高等教育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重要推动力量，学位服是体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重要符号。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学士服特别是科举服与现代各国学位服有很高的相似性，不妨将其看作是一种“前现代”的“学位服”。今天我们需要建设的是现代化的中国式学位服。现代化的中国式学位服一方面要继承中华学士服、科举服这些“前现代”的中国传统士人服、科举服元素，另一方面要彰显现代文明特色。

第一，现代化的中国式学位服要体现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近代以来受西方文化冲击，传统士人服与科举服退出历史舞台，现代学位服则历经近百年时间才得以形成，且对民族传统继承不足。今天提倡学位服中国化或“中国式学位服”，就是要坚定文化自信，赓续与中华传统服饰文明的精神连接，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优秀元素，在外观形式和象征寓意两个层面，体现中华文明几千年崇文重教的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内涵。因此，现代化的中国式学位服的连续性，主要体现为对传统士人服饰文化元素的适当体现，使人一看到这些学位服，就能联想到中国几千年厚重的崇文重教传统。

第二，现代化的中国式学位服要体现中华文明的创新性。我国传统学术服饰文化的连续性是一种精神连续性。其在外观形式和象征意义两个方面，不同朝代之间既有继承，也有创新，并非一成不变。这就导致当代“学位服中国化”实践中产生了究竟是恢复“汉制”“唐制”还是“明制”的争论。其实正如清代叶梦珠在《阅世编·冠服》中所说：“一代之兴，必有一代冠服之制。”在21世纪的今天，无论是将学位服“恢复”为古代哪个朝代，都是不合时宜的。体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学位服，不仅要体现优秀传统文化，而且要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外来文化本土化的重要成就，体现中华文明的创新品质。换句话说，现代化的中国式学位服既是“中国”的，也是“现代”的，要体现时代精神，而非一味复古。相比“复古型”的中国式学位服设计，“元素型”的中国式学位服通过汲取传统教育文化特别是科举文化元素进行设计的路径，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创新性品格。

第三，现代化的中国式学位服要体现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中华几千年学术服文化的历史传承，是道统、学统、治统一体性的重要体现。士人服和科举服标准都由朝廷制定，科举服甚至由朝廷授予，体现了“大一统”的政治和文化理念。现代世界各国学位服，有的全国统一，有的由各校自行制订。我国“94式”学位服属于“推荐使用”，并且只有博士服、硕士服、校长服、导师服推荐式样，而无学士服的式样。现在各高校学位服设计上出现竞相创新的局面，其作为一种阶段性现象固然有利于为新版全国统一学位服的制定提供多样化探索，但任由这种现象长期存在，过度自行其是，则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精神相悖。

第四，现代化的中国式学位服要体现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中华文明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包容性。古代士人服在发展过程中，从各少数民族文化中汲取了不少元素。如唐制士人服改传统交领为立领，明制士人服保留了元代的大帽——大帽本来是游牧民族为了方便骑马而穿戴的。民国时期中山装作为男生制服，对西方服饰文化借鉴颇多，而其衣领、纽扣、兜盖等，则处处蕴含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寓意。^[18]这些寓意虽然可能是后来加上去的，而非初创时的有意为之，但还是很有启发性。民国女生服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西方元素，堪称服饰文化传承创新的典范。近年来也有女大学生喜欢穿民国女生装拍毕业照留念。民国时期教师常穿的长袍马褂，对清朝服饰文化也多有保留。当代我国“学位服中国化”思潮中个别网友和高校过于强调“复古”，甚至片面强调“非西方化”和“汉化”，是不合适的。另外，学位服的包容性，还体现为继承“94式”学位服“统一”与“多样”相结合的优点，在强调国家统一性的前提下，允许各高校在服饰细节上体现学校特色和地域文化特色。

第五，现代化的中国式学位服要体现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传统士人必读的《大学》一书开篇就以“治国平天下”为教育目的。传统士人服蕴含的“天人合一”理念，是中华民族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智慧，对于解决西方主导的现代性所造成的个体身心关系、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问题，以及国家与国家关系的恶性竞争乃至战争问题等，都具有重要价值。当代中国学位服不仅要体现民族性，而且要具有世界性，要体现中华民族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积极主张与道义担当。学位服的穿戴者不仅是中国学生，而且也包括来华留学生。现代化的中国式学位服不是要将中华民族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对立起来，而是在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道路的基础上，推动中华民族与世界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对话、互学互鉴，共同促进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